[34]哈贝马斯将社会区分为系统（System）和生活世界（Lebenswelt）。
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很多的功能要由公民自己建立的组织来承担，公权力机构不可能包办替代。这是执政党已经做出很久的一个重要承诺，四中全会只是再次重申而已。
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了宪法监督制度，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还没有对某部法律、法规范性文件或其中的某个条款进行合宪性审查，做出宣告的公认的审查例，一个都没有。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和2008年全国人大先后宣布基本形成的法律体系，都是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为衡量基准做出判断的。有关法律最好是做出这样的安排：宪法监督专门机关负责对法律的下位文件做合宪、合法性审查并公告审查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特色，决不能表现为这些重要的法律均付诸阙如。至于行使党权的程序等具体事项，可以由政党法之类法律规定。
一、落实保障宪定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 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是实施宪法核心的和基础性的内容，基本权利保障水平决定宪法实施程度。结社自由是宪法确认的公民重要基本权利，我国目前还没有保障这项基本权利的法律。[36]需要注意的是，在公民自主性与行政支配性交涉的背后伫立着强大的权力制衡机制。
（三）行政关系交涉程度的确定与提升 较私法上的各类交涉关系基本均质而言，行政法治理之所以需要不同类型的、非均质的交涉性行政关系，主要在于行政法治理所要实现的各类公共目标本身之间的差异，需要围绕着公共理性主线，遵循比例原则设定匹配性的交涉行政关系来承载，以免过犹不及或者力不能及。权利是一些公共的主张，既包含针对他人的资格要求，也包括对他人所负的种种义务。进言之，如果从场域角度来看，行政与公民二者在行政法制度结构上的非对称性，除呈现为以上三方面之外，还表现在双方的利益偏好、行为假定、行为动力、机制设计、行为方式、信息优势、可控资源、话语权等其他方面，此与二者在行政法场域中的公私身份和所处位置密切相关。[54]此处的权能不限指权力和职能（《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130页），后者指的是孙中山主张的权能分立的政治学说，实行权能分立制度。
[8]这种方式往往体现为联手有关国家或政府起源理论、宪政理论、法治理论等来探讨通过法律调整国家与人民关系、特别是规范政府与公民关系。应当说，在以命令-服从为基调的传统行政法中，行政法的权能总量恒定，行政与公民的权能分配此涨彼消，在行政权能与公民权能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权能落差，行政主体与公民的法律地位不可能平等。
亦即，尽管公法与私法都强调主体理性，但行政法更强调公共理性。[29]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人理性，而是设计一种机制，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对合意的要求不同，往往对应于不同的程序设计和参与度要求。 二、依靠行政法塑造主体角色 行政法的[*]型结构只是彰显了行政法假公济私的治理机理。
据此，行政法制如欲与行政法治重叠，需要在两个层面经受住正当性挑战：一是行政法规定本身具有合法性，不仅指下位法要符合上位法规定这种合法律性，更是指依靠商谈性立法过程来保证所立规范的可接受性或者正当性。行政法主体是在场域中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他可能因为主动进入（例如行政处罚主体）、被迫加入（例如行政处罚对象）、甚至不经意被卷入（例如第三人）等多种情形获得行动者身份。只有自己的行为在意向上以别人的举动为取向时，这一行为才具有社会的性质。平行四边形C代表的是行政责任。
我们发现，与公共治理相适应的行政法的权能配置逻辑呈现为正型。[17]对于诸如此类的理论主张我们都不会陌生：行政行为的动机实质上是大公无私的：它追求的是共同利益，或者说是公众利益。
口服与心服二者经常是分裂的。（三）商谈指数的确定 在图6中，决定着商谈度的角度与决定着商谈范围的半径所共同形成的弧形，代表的是商谈指数，它直接决定着行政法效力的可接受性或认可度。
它用来衡量有资格进入商谈场域的主体的多寡，标明的是参与主体的开放度。一方面，无论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行政的权力与职责还是监督者对行政的制约与支持功能，其自身都是辩证统一的，类似于一块硬币的两面。在其与45°线交点左右一定范围内形成一个区间，它属于管理行政与服务行政的交集，这个契约行政关系区域既可用来履行行政管理功能，也可以用来提供公共服务功能。在我们看来，作为一种理想类型，[50]正型结构呈现出行政法制度结构的非对称性平衡这一基本特性。另一方面，双方在行为模式设计上却正好相左：公民一方被假定为寻求私益最大化，而行政一方则被假定为寻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我们发现，三者交汇在一起恰好构成正型（参见图7）： 不言自明，韭与正在结构上显然不同，前者是对称的，而后者则是非对称的。
[48]我们认为，行政法上的公民权利细胞至少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居于主导性的自我增益功能（例如获得行政审批）。公法上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紧张关系，集中体现为法与理的不兼容，亦即根据合法律／不合法律的二元代码作出的关于公民是否行政违法或者行政主体是否违法行政的判定，经常陷入合法不合理或者合理不合法的尴尬境地。
[10] 什么是行政法的生成机理？行政法假定人的需求无限性与社会资源稀缺性之间是一对恒久矛盾，公民通过私人选择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势必会出现人人为敌的公共安全问题和严重内耗的交易费用问题。一方主体会基于对对方行为选择的预期来作出一次性或反复性的策略选择。
应当说，行政法的独立性只是相对的。尽管不同时空下的行政法制度结构中通常都会存在行政权力1、行政职责1、2，公民义务、公民权利1、2，以及对行政权的监督或支持等构成正字的诸元素，但是各种元素的权重分配和配置比例存在显著差异，从而使得行政法有可能滑向控权法与管理法两个极端。
[9]在悲观的公共选择理论看来，所有的‘公共的事物都是可疑的。参见前引[18]，韦伯书，第26页。就此而言，公民权利2[*]一行政职责2[|]一权力保障[*]三者关系形成行政法治理的第三条脉络[*]。与之相适应，其他国家机关与行政主体的关系，主要不是监督行政权力的实施，而是保障和支持行政职责2的履行。
除行政主体与公民两个主角外，还存在着诸如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行政机构、公务人员、社会团体、学者等诸多主体形态，扮演着参与者或者旁观者、委托者或者代理人等角色，各类主体不同方向的行为选择交织成复杂的行动关系。至此，我们基本完成了如何通过行政法塑造主体角色、引导行政法主体行为选择这个问题。
行政机关要通过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来提供硬件和软件两种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就得获得必要的人财物信息资源支持和权力资本，行政法因此授予其征税收费权力、维护治安的警察权力和国防所需的征兵权力等法定权力[|]，它们往往被细化成行政法上的行政立法权、行政执法权（包括征收征用权、行政审批权、行政确认权、行政处罚权和行政强制权等）、行政司法权（行政调解、行政裁决权和行政复议权等）。[20]参见前引[18]，韦伯书，第11页。
凡是私人选择能够解决的，公共行政就不能干预。就此而言，与A型的私法平衡是形式直观上的对称性平衡不同的是，正型的行政法平衡则是复杂逻辑下的非对称性平衡，是一种只有统筹兼顾行政法治场域内各种复杂交涉性关系才能实现的动态平衡，属于正字构造本身所显示出的那种结构性均衡。
[2]韦伯将法律理性抽象为形式非理性、实质非理性、形式理性、实质理性四种理想类型。通过征用补偿等方式实现卡尔多-希克斯效率，[15]体现公共权力的催化增值功能。用以防范或者矫正商谈主体的权力或者权利滥用，化解商谈争议。这种利益经常与其他公共行政主体的利益相左或者冲突。
[54]在正型行政法中，公民之于行政的权能体现为依托监督权的支撑而要求行政为（对应于积极权利、物质帮助权利、紧急救助权利、程序参与权利等）或不为（主要对应于消极权利）。如此一来，在行政法上就形成了一个从最强行政支配性／最弱公民自主性→行政支配性／公民自主性二者持平→最弱行政支配性／最强公民自主性的谱系结构，在以行政支配与公民自主为纵横坐标轴形成的坐标平面上，这一谱系被描述成一条光滑的交涉性行政关系曲线（参见图5）。
行政法需要将其中的大部分具化为行政相对人权利—我们将其称为公民权利1[*]，其中，人身权和财产权往往成为具化的重点—这可以从行政诉讼聚焦于此得到印证。不同时空下的行政法制度结构因其功能定位差异会选择不同的权能配置逻辑和比例。
公民权能（公共管理领域＋公共服务领域）主要集中在服务领域，多半属于实体性权利。其中，来自场域视角的观察或者从场域强调的关系视角来认知行政法的行动逻辑，有助于我们从严重不切实际的线性逻辑中解脱出来，认识到行政法行动逻辑的关系性和主体行为选择的多样可能性，相应的博弈论分析工具则对行动逻辑的关系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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